巴西的媒體環境特點是私營媒體所有權的高度集中，政治、經濟和宗教權力之間關係十分密切。分屬於十個家庭的十個主要的企業集團共享著市場。最大的五個集團是Globo、Record 、SBT、Bandeirantes和Folha。地方和區域媒體機構的編輯獨立性受到政府廣告的嚴重影響。國有媒體面臨著相對脆弱的預算，並且受到政府試圖對編輯進行干預的影響。在缺乏支持更民主的媒體環境的法規的情況下，國家迫切需要新的法律來保障獨立和永續的新聞在數位公共領域中的存在。

在權力過渡期間，巴西經歷了相當大的政治動蕩，前總統雅伊爾·波索納洛及其支持者在2022年底至2023年初之間試圖破壞民主秩序。媒體是波索納洛政府的主要攻擊目標之一，該政府營造了針對媒體的持續的敵對環境。作為穩定民主秩序的一部分，盧拉政府的上台使國家機構與新聞界之間的關係恢復正常。支持新聞事業的公共話語權、對政府透明承諾的尊重以及政府在捍衛新聞自由方面取得的具體進展，對記者產生了實際的影響。

1988年《聯邦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總體而言，巴西的法律框架支持新聞自由。然而，保護一個自由、多元和可靠的資訊生態系統仍面臨許多挑戰和障礙。國家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保護記者的政策，而鑒於歷史上對媒體的暴力行為，這應當成為優先事項。

由於大型數位平台的興起和廣告收入的重新分配導致的媒體行業的變化，許多媒體不得不關閉。主要媒體集團正試圖在全球媒體危機面前重新設計其商業模式，以面對這些網路平台的到來所引發的全球媒體危機。它們還將投資多元化到許多其他領域，這增加了利益衝突的風險，並削弱了已被侵蝕的編輯的獨立性。地方媒體變得越來越弱，獨立的在線媒體面臨生存問題，而社區廣播電台在財務上受到壓制，這威脅到它們的自主性。

在波索納洛政府的四年期間所採用對記者和媒體的激進言辭加劇了巴西社會對記者的敵對和不信任態度。假消息在該國蔓延，繼續毒化公共討論。巴西社會高度極化，社交媒體上對新聞界的攻擊頻繁，這為對記者的反復的身體攻擊鋪平了道路，尤其是在2022年選舉和2023年1月8日巴西利亞的騷亂中，情況尤為明顯。

在過去十年中，巴西至少有30名記者被謀殺，該國在這一時期是該地區對記者的工作來說第二危險的國家。最脆弱的群體是報道腐敗和地方政治的部落客、電台主持人和在小型及中型市鎮工作的獨立記者。針對尤其是女性的記者的網路騷擾和暴力行為上升。2022年，至少有三起謀殺案件與新聞報道直接相關，其中包括英國記者多姆·菲利普斯 （Dom Phillips） 被殺害的事件，他在亞馬遜地區調查侵犯原住民土地的環境犯罪時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