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有14億人口和1.97億個擁有電視機的家庭，媒體環境十分豐富。該國有近900個私營電視頻道，其中一半以上是新聞頻道。公共電視廣播公司全印電視台（Doordarshan）以23種語言進行廣播，覆蓋數百萬觀眾。印度約有14萬種出版物以20多種語言出版，其中包括約2萬份日報。它們的總發行量超過3.9億份。然而，在線新聞，尤其是社交媒體上的新聞受年輕一代的喜愛，已經超過了印刷媒體成為主要的新聞來源。廣播新聞仍然被國家壟斷，由政府所屬的全印度廣播電台（All India Radio，AIR）負責。

印度的媒體自2014年納倫德拉·莫迪上台以來便陷入了「非正式緊急狀態」。莫迪促成了他的政黨印度人民黨（BJP）與主導媒體的大家族之間的絕妙和解。信實工業集團大亨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是總理的私交，他擁有超過70家媒體機構，這些機構被至少8億印度人關注著。2022年底，與莫迪關係密切的大亨高塔姆·阿達尼（Gautam Adani）收購了NDTV頻道，這標誌著主流媒體多元化的終結。近年來，「戈迪媒體」（Godi media）正興起（這個詞是對莫迪的名字和「哈巴狗」一詞的戲用），這些媒體機構將民粹主義與親BJP黨的宣傳相混合。通過施壓和影響，印度傳統的多元化新聞模式正遭受質疑。總理對記者非常批判，認為他們是破壞他與支持者之間直接關係的「中介」。對政府持極強批評態度的印度記者遭受由BJP支持的網路酸民的騷擾。

儘管新聞自由並未在憲法中被明確提及，但它受言論自由權的保護。然而，政府從未回避使用殖民時代的法律，如那些涉及煽動叛亂、誹謗和反國家活動的法律來壓制媒體。反恐法越來越多地被用來對付記者。

主要反對黨印度國民大會黨及其他地區的政黨也使用法律條款對記者進行恐嚇和報復。莫迪引入了幾項新法律賦予政府控制媒體、審查新聞和壓制批評極大的權力，這些法律包括2023年《電信法》、2023年《廣播服務（監管）法案》和2023年《數位個人數據保護法》。

印度媒體主要由廣告收入資助，而廣告收入的主要來源是政府——在納倫德拉·莫迪的領導下，數十億美元的公共資金被用於廣告。中央和地方政府通過這種資助對媒體施加壓力，要求其審查內容，（因為）許多小型媒體機構依賴這一資助。一方面，政府加強了對國有和私營媒體的控制，另一方面，媒體所有權高度集中在少數與政府結盟的大型企業手中，阿達尼集團的奪權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家由高塔姆·阿達尼領導的跨國集團與莫迪關係密切，涉及港口開發、能源和採礦等領域，它控制了NDTV這一批判性新聞的最後堡壘之一。

印度社會的豐富多樣性並未在媒體環境中得到體現。新聞行業，尤其是其管理職位，仍然是上層種姓的印度教男性佔據特權地位——這種偏差對文章和報道的角度和主題產生了影響。例如，在主要的晚間談話節目中，女性嘉賓的佔比不到15%。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正在崛起。大多數電視媒體，特別是印地語媒體，將大量播出時間用於宗教新聞，有時公開宣揚對穆斯林的仇恨。印度的媒體環境中也有相反的例子，例如完全由來自農村地區的女性記者以及民族或宗教少數群體組成的新聞浪潮（Khabar Lahariya）。

每年有三到四名記者因工作原因被殺，印度是世界上從事媒體最危險的國家之一。批評政府的記者日常性遭受線上騷擾、恐嚇、威脅和身體攻擊、刑事起訴和任意逮捕。他們可能成為來自警察、印度教的極右翼意識形態，呼籲對貼上「叛徒」和「反國家」標籤的批評者進行廣泛報復。他們可能成為警察、政治活動家、犯罪集團和腐敗地方官員的暴力行為的受害者。印度教性的支持者，印度的極右意識形態，在社交媒體上採取令人恐懼的有組織的仇恨並呼籲謀殺。其中針對女性記者的運動尤其暴力，她們的個人數據被洩露。喀什米爾的情況仍然非常令人擔憂，那裡的記者經常受到警察和准軍事人員的騷擾，一些人在所謂的「臨時」拘留中待了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