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由主義啓發的法律保障了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但由於公共政策的缺失和媒體所有權的集中，資訊多元化受到影響。媒體行業的主要參與者 Clarín 集團在該國媒體中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民族報》 (La Nación) 、新聞網站 Infobae 和私人電視台 Telefe 非常受歡迎。在遠離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些省份，表達自由受到了商業和政治利益密切關係的影響，這增加了對新聞自由的限制。領軍的新聞機構 Télam 在2024年的關閉，對知情權造成了沈重打擊。

言論自由是阿根廷人重視的一個原則，幾乎所有政治階層出於信念或方便都支持這一原則。近年來，由政治和商業利益驅動的政治對抗和兩極分化直接影響了媒體，削弱了報道和分析的品質。仇恨和暴力的宣傳在各種傾向的媒體中得到了回應。與國家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相關的敏感議題已被排除在公共辯論之外，而媒體的議程現在極度集中於大城市，尤其是布宜諾斯艾利斯。2023年當選的極右翼候選人哈維爾·米雷伊正在鼓吹對記者的敵意，並發動攻擊以詆毀批評他的政策的媒體和記者——這些攻擊在他的支持者中得到了廣泛的回應。

憲法保障著新聞自由。自1983年恢復民主以來，立法擺脫了前幾十年的專制原則。藐視法庭罪、誹謗罪和侮辱罪已從刑法中廢除。對假消息或誹謗的賠償限於民事範圍內，消息來源的保密性和職業秘密得以保障。然而，仍然存在透過經濟壓力等更隱晦的手段來壓制記者的企圖。而在限制審查方面，立法進展甚微或根本沒有。總統哈維爾·米雷伊明確表示，他打算關閉或私有化國有媒體，並不再為社區媒體提供資金，這將使新聞和資訊生態的系統變得更為貧瘠。

阿根廷的媒體仍然遭受著過去十年持續的經濟困難的影響，這使得（媒體）就業和資源更加不穩定。最強大的媒體屬於與電信、石油和公共工程行業相關的少數幾大集團。幾乎所有旨在打擊媒體所有權集中和媒體利益衝突的法規都在2015年至2019年間被廢除。國家在廣告分配、稅收減免和合同授予方面扮演了一個模糊的角色。那些本應保護公眾和監督電信市場的媒體非常依賴時任政府。阿根廷近來的嚴重的經濟危機加劇弱化了媒體行業。

阿根廷是一個對比鮮明的國家，龐大的大都會布宜諾斯艾利斯居住著30%的阿根廷人口，此外還有20個中等規模的城市，以及廣袤的人口稀少的地區。雖然全國各地都能接觸到現代文化，但新聞業製作和傳播的條件差異很大。政治極化和由哈維爾·米雷伊領導的極端主義政治運動加劇了不容忍現象以及在虛擬和現實世界中的暴力行為，這些行為常常得到警方的支持。

自2000年以來，阿根廷沒有記者被監禁或謀殺，身體攻擊也很少見。公眾和政治家都譴責對記者和媒體的攻擊或威脅。然而，記者可能成為犯罪組織（如毒品、人口販運和安全部隊的腐敗）的恐嚇目標，也可能在大型示威活動中成為警方暴力的目標。安全部長帕特里西亞·布里奇 (Patricia Bullrich) 曾經支持涉嫌針對抗議者和記者施暴的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