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喀布爾淪陷後，阿富汗記者人數已減少近60%

無國界記者的調查明確指出，喀布爾淪陷及阿富汗伊斯蘭大公國的建立對該國媒體造成巨大影響。在2021年8月15日前，阿富汗擁有547家媒體。一年後，其中的219家已停業。而在2021年8月15日前，阿富汗計有11,857名記者，如今僅剩4,759人。女性記者所受影響最為顯著——76.19%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女性記者所遭受打擊最為嚴重

在去年阿富汗新聞界遭受的摧殘中，女性工作者的受創程度最為嚴重，在阿富汗的34個省份裡，女性已徹底消失於其中11省的媒體界 - 巴德吉斯省（Badghis）、赫尔曼德省（Helmand）、代孔迪省（Daikundi）、阿茲尼省（Ghazni）、瓦爾達克省（Wardak）、寧羅茲省（Nimroz）、努里斯坦省（Nuristan）、帕克蒂卡省（Paktika）、帕克提亞省（Paktia）、沙曼岡省（Samangan）和扎布爾省（Zabol）。2021年8月15日前，阿富汗有2,756名女性記者與媒體工作者，如今僅剩656人仍在職，其中84.6%的工作地點位於喀布爾地區。

喀布爾淪陷一年後，阿國76.19%的女性記者失去工作。當局常指控女性記者「不道德與違背社會價值」，以此為藉口進行騷擾、將她們送回家中。在新阿富汗伊斯蘭大公國的官方論述中，這種傳統主義的世界觀迫使女主持人必須在鏡頭前遮住臉部。

「她們的工作環境充斥著肢體與精神暴力」

逃奔巴基斯坦的記者Bibi Khatera Nejat描述迫使她流亡的情況。

她向無國界記者表示，「我在塔喀省（Takhar）的Radio Hamseda工作了七年。當然，在這段期間，我也跟省裡的所有女性記者一樣遭到騷擾，廣播電視記者所面臨的騷擾尤其嚴重。有幾次我甚至被人威脅，但至少我們還能夠抵抗。然後到了2021年8月8日，塔利班進駐市內。」

Nehat繼續說道：「他們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銷毀媒體設備、關閉媒體辦公室。我和家人離開家園、前往喀布爾尋求庇護，但在喀布爾於8月15日淪陷後，僅存的希望也隨之消散。稍作停留後，我還是離開了阿富汗。我現在到了巴基斯坦，但所處的經濟狀況更為惡劣、無路可逃。大使館也沒有回應我們的簽證申請。一年後，我們已經被國際社會所遺忘。」

部分阿富汗女性記者仍持續在惡劣的環境中抵抗，RouidadNews的社長Meena Habib便是其中一人，她在2021年8月15日後於喀布爾創辦了這間通訊社。

她告訴無國界記者，「我更願意待在自己的國家報導新聞，捍衛過去20年來女性所成就的一切。阿富汗女性記者的生活與工作條件向來艱困，但如今我們所經歷情況的惡劣程度尤有過之。有機會工作的女性記者也只能領取微薄薪資。她們空著肚子盡責報導新聞，在充斥肢體與精神暴力、令人疲累的環境中工作，卻沒有任何保護。如今，所有捍衛記者權利的協會完全由男性組成、只為男性服務！」

59.86%的記者離職

不論男女，所有記者都受到政權更迭所影響、從業人數大幅減少。共有7,098名記者離職，其中包括54.52%的男性記者。

在喀布爾淪陷前，共有9,101名男性新聞從業人員，其中的4,962人已離職。新聞從業人數的下跌與阿富汗全國營業媒體數減少相關，為迫害情況加劇與嚴重經濟危機所導致的結果。

阿富汗媒體在一年內減少39.59%

塔利班接掌政權對媒體產業環境造成了嚴重影響。儘管自2021年8月15日以來，仍有四家新的媒體成立，但阿富汗過去一度擁有547家媒體，其中的219間現已不復存在。

媒體停業情況最為嚴重（停業比例超過50%）的省份為巴爾赫省（Balkh）、巴米揚省（Bamyan）、潘傑希爾省（Panshir）、帕爾萬省（Parwan）、塔喀省（Takhar）、赫拉特省（Herat）和法雅布省（Faryab）。

喀布爾地區位於阿國中心地帶，過去曾有該國最多媒體——133家，但也同樣受到政權更迭的嚴重打擊，將近一半的媒體就此消失，如今僅餘69家仍在營運。

在某些省份，當局要求以宗教性內容取代音樂或新聞節目，導致部分媒體停止播放。而國際或國內資金終止挹注等新出現的財務限制，以及經濟危機導致廣告收入減少等因素，亦導致部分媒體無法繼續經營。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資料，阿富汗已失去700,000個工作職位，且今年落在貧窮線下的阿富汗人比例恐達97%。這些因素加劇了嚴峻管制與阿富汗新聞自由法未獲遵守的影響。

塔利班統治下的新聞自由

塔利班最高領袖艾昆薩達（Mullah Haibatullah Akhundzada）於7月22日發佈新的規定，警告道「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詆毀批評政府官員」和「散佈不實消息與謠言」為伊斯蘭教義所禁止，而「中傷」政府職員者等同於非蓄意通敵、將因此遭到「懲罰」。伊斯蘭大公國最高層級官員的這項聲明表達了阿富汗打壓新聞自由的決心。

此外，眾多塔利班機構也頒布了多項規範，意圖設立管制新聞自由的規定，新聞工作活動因此受到限制。政府媒體與資訊中心（GMIC）於2021年9月19日發佈「11項新聞規定」，大開資訊審查與迫害記者之門。措詞模糊的「11規」明定「在播放或刊載內容時，應謹慎處理可能對公眾態度造成負面影響或影響士氣之事件」，且媒體必須「配合GMIC準備詳細報告」。但此處「詳細報告」的性質為何並無明確說明。

抑惡揚善部（Ministry for the Promotion of Virtue and Repression of Vice）負責確保公眾遵守伊斯蘭律法（Sharia）與施行可蘭經「揚善懲惡」教義，該部門於11月22日發佈規定，要求記者不應採訪可能批評政府的評論人，或邀請他們上電視節目。

最後，資訊文化部於3月28日發佈一項規定，禁止私營電視頻道轉播國際廣播機構以本地語言提供的新聞節——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前述所有規定都違反了2015年3月頒布的媒體法，然而無國界記者於2月提問時，政府發言人暨資訊文化部副部長穆賈希德（Zabihullah Mujahid）卻聲稱這項新聞法仍然有效。

虐待與任意拘捕

這些法規導致資訊審查、媒體自我審查及任意拘捕記者的情況加劇。2021年8月15日至今，至少已有80名記者遭保安部隊拘禁長度不等的時間，特別是情報總局（Istikhbarat），該單位自2022年初開始便參與多數任意拘捕記者的行動（部分行動甚至採取暴力）。

據塔利班所言，三名記者目前因危害國家安全而被囚禁於阿富汗，只有詩人暨設於赫拉特之Radio Norroz的記者Khalid Qaderi一人已受審，他於2022年5月7日遭軍事法庭判處一年有期徒刑。另外兩人分別為代孔迪省（Daikundi）Radio Aftab的所有人Mirza Hassani（2022年5月22日遭到逮捕），以及駐卡比薩（Kapisa）的阿富汗帕傑瓦克通訊社（Pajhwok news agency）記者Abdul Hanan Mohammadi（2022年6月12日遭到逮捕），兩人目前皆收押候審。

2021年8月15日至今，無國界記者另已記錄至少30起記者於工作時遭保安部隊以暴力直接攻擊的事件。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並未就此回應無國界記者的提問。新的記者組織在塔利班支持下設立，這些組織為新阿富汗記者及媒體聯盟（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and Media of Afghanistan）之成員，其領導人強調他們在與政府協商過程中所取得的進展。

阿富汗記者委員會（Council of Journalists）會長Hafizullah Barakzai認為經濟狀況是最為嚴重的問題，並表示「威脅事件在8月15日之後的前幾個月有所增加，但除此之外，暴力案件較近幾年已相對減少」。

阿富汗媒體組織（Afghanistan Media Organisation）的負責人Abouzar Sarem Sarepole指出，任意拘捕記者事件的統計數據隨機構而異，因為「部分單位並未說明逮捕的原因」並認為「某些記者不是因其新聞活動而遭到逮捕」。

Barakzai與Sarepole預期媒體違規行為確證委員會（Media Offences Verification Commission）不久後便將成立，兩人都認為其重新設立可防止任意拘捕、政府介入新聞事務。該機構在2015年新聞法的規定下成立，旨在處理對記者與媒體的申訴。在2015年法令的規定下，只有在委員會決定將申訴案移交法院時，才應由法院進行審理。

Zia Bumia對委員會並未抱持同樣的樂觀看法，他是前阿富汗記者及媒體聯盟的成員，該組織於塔利班奪取政權後即不復存在。他認為委員會無法真正執行其職能，主因是其成員並不包含獨立人權委員會的代表，塔利班已將該委員會廢止。

一名服務於國家媒體的駐喀布爾記者匿名表示，他承認「對阿富汗的記者而言，2015年新聞法的肯認是一大進步」，但又表示這仍然不足以應對嚴重惡化的局勢。

他另外說道：「半數記者已經離開這個國家，目前仍在經營的媒體多有財務不良問題、可能倒閉，媒體所承受壓力與國家資訊審查令人窒息，喀布爾以外省份的局勢甚至更加惡劣。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一部法令，還有向媒體伸出援手的意願，以及資訊文化部以上層級、政府最高層對新聞自由的尊重。」

在無國界記者2012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評估的179國中，阿富汗排名第150。2021年時，由於其活躍的媒體環境及保護記者的法案通過，阿國排名上升至180國中的第122名。而在失去近40%的媒體及一半以上記者後，阿富汗於2022年跌落至第156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