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虽自诩为经济发展的典范,但却是新闻自由的负面范例。
媒体环境
尽管常以吸引外资的先进国际城市自居,但新加坡并不十分尊重新闻自由和编辑独立性。长久以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始终拒绝将新闻媒体视为“第四权”或权势者的监督机构,公民则需应对政府严密掌控的媒体机器。由于面对诸多挑战,报导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独立媒体寥寥无几。当局的骚扰逐渐使为数不多的独立新闻网站噤声,如于2021年底被迫关闭的“网络公民”(The Online Citizen)。
政治环境
自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以来,总理李显龙的人民行动党(PAP)一直统治着这个城邦。该党握有强大的监管手段,让政府可任命主要媒体的董事会成员和编辑,要求他们遵行政府方针。当局更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外国媒体在新加坡出版或广播。
法律环境
“反假新闻”法于2019年通过后,如政府认定“不实”或决定必须“防止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即可对网上内容进行“更正”。2023年底全面生效的《外国干涉(反措施)法》所用措辞亦过于笼统,可能对媒体的工作产生影响。2023年9月时,新加坡政府警告《经济学人》的新加坡分社社长,不要仅因支持一家新独立媒体便干涉内政。
经济环境
两大媒体集团拥有所有的主要纸本、电台和广播媒体。第一家是国有投资公司拥有的新传媒(MediaCorp),另一家新报业媒体信托(SPH Media Trust)则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Singapore Press Holdings)将其媒体相关业务分拆为新实体后成立,该媒体采用非营利组织结构,并接受政府的直接资助。新报业媒体信托主席曾为人民行动党的政府部长。自我审查的状况极为普遍,在独立媒体内同样如此,仅管有其他形式的资金来源,但独立媒体仍受到政府系统性的司法和经济骚扰。
社会文化环境
界定禁忌话题的隐性红线被称为“越界标记”,这项恐惧的根源导致媒体在处理许多政治敏感话题时自我审查。由于当地主流媒体不愿或不能挑战政府的说法,在劳工和人权等议题上,公民往往只能获得从国家所认可角度呈现的信息。
安全性
总理等执政党资深党员曾亲自控告博主和独立记者并要求巨额赔偿。在紧密相连的社会中,越过红线的新闻和资讯提供者也可能遭到执政党支持者策划行动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