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有14亿人口和1.97亿个拥有电视机家庭，媒体环境十分丰富。该国有近900个私营电视频道，其中一半以上是新闻频道。公共电视广播公司全印电视台（Doordarshan）以23种语言进行广播，覆盖数百万观众。印度约有14万种出版物以20多种语言出版，其中包括约2万份日报。它们的总发行量超过3.9亿份。然而，在线新闻，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受年轻一代的喜爱，已经超过了印刷媒体成为主要的新闻来源。广播新闻仍然被国家垄断，由政府所属的全印度广播电台（All India Radio，AIR）负责。

印度的媒体自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上台以来便陷入了“非正式紧急状态”。莫迪促成了他的政党印度人民党（BJP）与主导媒体的大家族之间的绝妙和解。信实工业集团大亨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是总理的私交，他拥有超过70家媒体机构，这些机构被至少8亿印度人关注着。2022年底，与莫迪关系密切的大亨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收购了NDTV频道，这标志着主流媒体多元化的终结。近年来，“戈迪媒体”（Godi media）正兴起（这个词是对莫迪的名字和“哈巴狗”一词的戏用），这些媒体机构将民粹主义与亲BJP党的宣传相混合。通过施压和影响，印度传统的多元化新闻模式正遭受质疑。总理对记者非常批判，认为他们是破坏他与支持者之间直接关系的“中介”。对政府持极强批评态度的印度记者遭受由BJP支持的网络喷子的骚扰。

尽管新闻自由并未在宪法中被明确提及，但它受言论自由权的保护。然而，政府从未回避使用殖民时代的法律，如那些涉及煽动叛乱、诽谤和反国家活动的法律来压制媒体。反恐法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对付记者。

主要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及其他地区的政党也使用法律条款对记者进行恐吓和报复。莫迪引入了几项新法律赋予政府控制媒体、审查新闻和压制批评极大的权力，这些法律包括2023年《电信法》、2023年《广播服务（监管）法案》和2023年《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

印度媒体主要由广告收入资助，而广告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政府——在纳伦德拉·莫迪的领导下，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被用于广告。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这种资助对媒体施加压力，要求其审查内容，（因为）许多小型媒体机构依赖这一资助。一方面，政府加强了对国有和私营媒体的控制，另一方面，媒体所有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与政府结盟的大型企业手中，阿达尼集团的夺权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家由高塔姆·阿达尼领导的跨国集团与莫迪关系密切，涉足港口开发、能源和采矿等领域，它控制了NDTV这一批判性新闻的最后堡垒之一。

印度社会的丰富多样性并未在媒体环境中得到体现。新闻行业，尤其是其管理职位，仍然是上层种姓的印度教男性占据特权地位——这种偏差对文章和报道的角度和主题产生了影响。例如，在主要的晚间谈话节目中，女性嘉宾的占比不到15%。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正在崛起。大多数电视媒体，特别是印地语媒体，将大量播出时间用于宗教新闻，有时公开宣扬对穆斯林的仇恨。印度的媒体环境中也有相反的例子，例如完全由来自农村地区的女性记者以及民族或宗教少数群体组成的新闻浪潮（Khabar Lahariya）。

每年有三到四名记者因工作原因被杀，印度是世界上从事媒体最危险的国家之一。批评政府的记者日常性遭受在线骚扰、恐吓、威胁和身体攻击，刑事起诉和任意逮捕。他们可能成为来自警察、印度教的极右翼意识形态，呼吁对贴上“叛徒”和“反国家”标签的批评者进行广泛报复。他们可能成为警察、政治活动家、犯罪集团和腐败地方官员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印度教性的支持者，印度的极右意识形态，在社交媒体上采取令人恐惧的有组织的仇恨并呼吁谋杀。其中针对女性记者的运动尤其暴力，她们的个人数据被泄露。克什米尔的情况仍然非常令人担忧，那里的记者经常受到警察和准军事人员的骚扰，一些人在所谓的“临时”拘留中待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