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和不透明、两极分化、缺乏保障媒体多元化的政府政策以及记者工作的不稳定,是阿根廷新闻自由的主要威胁。这种环境为政府和企业通过私人和公共广告以及在国家、地区和市政国有媒体中使用党派来施加压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公开敌视媒体的总统哈维尔·米莱 (Javier Milei) 的当选,对该国的信息权利构成了新的严重威胁。
媒体环境
由自由主义启发的法律保障了信息权和言论自由,但由于公共政策的缺失和媒体所有权的集中,信息多元化受到影响。媒体行业的主要参与者 Clarín 集团在该国媒体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民族报》 (La Nación) 、新闻网站 Infobae 和私人电视台 Telefe 非常受欢迎。在远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些省份,表达自由受到了商业和政治利益密切关系的影响,这增加了对新闻自由的限制。领军的新闻机构 Télam 在2024年的关闭,对信息权利造成了沉重打击。
政治环境
言论自由是阿根廷人重视的一个原则,几乎所有政治阶层出于信念或方便都支持这一原则。近年来,由政治和商业利益驱动的政治对抗和两极分化直接影响了媒体,削弱了报道和分析的质量。仇恨和暴力的宣传在各种倾向的媒体中得到了回应。与国家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相关的敏感议题已被排除在公共辩论之外,而媒体的议程现在极度集中于大城市,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2023年当选的极右翼候选人哈维尔·米莱正在推动对记者的敌意,并发动攻击以诋毁批评他的政策的媒体和记者——这些攻击在他的支持者中得到了广泛的回应。
法律环境
宪法保障着新闻自由。自1983年恢复民主以来,立法摆脱了前几十年的专制原则。藐视法庭罪、诽谤罪和侮辱罪已从刑法中废除。对虚假信息或诽谤的赔偿限于民事范围内,消息来源的保密性和职业秘密得以保障。然而,仍然存在通过经济压力等更隐晦的手段来压制记者的企图。而在限制审查方面,立法进展甚微或根本没有。总统哈维尔·米莱明确表示,他打算关闭或私有化国有媒体,并不再为社区媒体提供资金,这将使新闻和信息生态的系统变得更为贫瘠。
经济环境
阿根廷的媒体仍然遭受着过去十年持续的经济困难的影响,这使得(媒体)就业和资源更加不稳定。最强大的媒体属于与电信、石油和公共工程行业相关的少数几大集团。几乎所有旨在打击媒体所有权集中和媒体利益冲突的法规都在2015年至2019年间被废除。国家在广告分配、税收减免和合同授予方面扮演了一个模糊的。那些本应保护公众和监督电信市场的(媒体)实体非常依赖时任政府。阿根廷近来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剧弱化了媒体行业。
社会文化环境
阿根廷是一个对比鲜明的国家,庞大的大都会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着30%的阿根廷人口,此外还有20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以及广袤的人口稀少的地区。虽然全国各地都能接触到现代文化,但新闻业制作和传播的条件差异很大。政治极化和由哈维尔·米莱领导的极端主义政治运动加剧了不容忍现象以及在虚拟和现实世界中的暴力行为,这些行为常常得到警方的支持。
安全性
自2000年以来,阿根廷没有记者被监禁或谋杀,身体攻击也很少见。公众和政治家都谴责对记者和媒体的攻击或威胁。然而,记者可能成为犯罪组织(如毒品、人口贩运和安全部队的腐败)的恐吓目标,也可能在大型示威活动中成为警方暴力的目标。安全部长帕特丽夏·布利里奇 (Patricia Bullrich) 曾经支持涉嫌针对抗议者和记者施暴的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