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喀布尔沦陷后，阿富汗记者人数已减少近60%

无国界记者的调查明确指出，喀布尔沦陷及阿富汗伊斯兰大公国的建立对该国媒体造成巨大影响。在2021年8月15日前，阿富汗拥有547家媒体。一年后，其中的219家已停业。而在2021年8月15日前，阿富汗计有11,857名记者，如今仅剩4,759人。女性记者所受影响最为显著——76.19%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女性记者所遭受打击最为严重

在去年阿富汗新闻界遭受的摧残中，女性工作者的受创程度最为严重，在阿富汗的34个省份里，女性已彻底消失于其中11省的媒体界——巴德吉斯省（Badghis）、赫尔曼德省（Helmand）、代孔迪省（Daikundi）、阿兹尼省（Ghazni）、瓦尔达克省（Wardak）、宁罗兹省（Nimroz）、努里斯坦省（Nuristan）、帕克蒂卡省（Paktika）、帕克提亚省（Paktia）、沙曼冈省（Samangan）和扎布尔省（Zabol）。 2021年8月15日前，阿富汗有2,756名女性记者与媒体工作者，如今仅剩656人仍在职，其中84.6%的工作地点位于喀布尔地区。

喀布尔沦陷一年后，阿国76.19%的女性记者失去工作。当局常指控女性记者“不道德与违背社会价值”，以此为借口进行骚扰、将她们送回家中。在新阿富汗伊斯兰大公国的官方论述中，这种传统主义的世界观迫使女主持人必须在镜头前遮住脸部。

“她们的工作环境充斥着肢体与精神暴力”

逃奔巴基斯坦的记者Bibi Khatera Nejat描述迫使她流亡的情况。

她向无国界记者表示，“我在塔喀省（Takhar）的Radio Hamseda工作了七年。当然，在这段期间，我也跟省里的所有女性记者一样遭到骚扰，广播电视记者所面临的骚扰尤其严重。有几次我甚至被人威胁，但至少我们还能够抵抗。然后到了2021年8月8日，塔利班进驻市内。”

Nehat继续说道：“他们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销毁媒体设备、关闭媒体办公室。我和家人离开家园、前往喀布尔寻求庇护，但在喀布尔于8月15日沦陷后，仅存的希望也随之消散。稍作停留后，我还是离开了阿富汗。我现在到了巴基斯坦，但所处的经济状况更为恶劣、无路可逃。大使馆也没有回应我们的签证申请。一年后，我们已经被国际社会所遗忘。”

部分阿富汗女性记者仍持续在恶劣的环境中抵抗，RouidadNews的社长Meena Habib便是其中一人，她在2021年8月15日后于喀布尔创办了这间通讯社。

她告诉无国界记者，“我更愿意待在自己的国家报导新闻，捍卫过去20年来女性所成就的一切。阿富汗女性记者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向来艰困，但如今我们所经历情况的恶劣程度尤有过之。有机会工作的女性记者也只能领取微薄工资。她们空着肚子尽责报导新闻，在充斥肢体与精神暴力、令人疲累的环境中工作，却没有任何保护。如今，所有捍卫记者权利的协会完全由男性组成、只为男性服务！”

59.86%的记者离职

不论男女，所有记者都受到政权更迭所影响、从业人数大幅减少。共有7,098名记者离职，其中包括54.52%的男性记者。

在喀布尔沦陷前，共有9,101名男性新闻从业人员，其中的4,962人已离职。新闻从业人数的下跌与阿富汗全国营业媒体数减少相关，为迫害情况加剧与严重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结果。

阿富汗媒体在一年内减少39.59%

塔利班接掌政权对媒体产业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尽管自2021年8月15日以来，仍有四家新的媒体成立，但阿富汗过去一度拥有547家媒体，其中的219间现已不复存在。

媒体停业情况最为严重（停业比例超过50%）的省份为巴尔赫省（Balkh）、巴米扬省（Bamyan）、潘杰希尔省（Panshir）、帕尔万省（Parwan）、塔喀省（Takhar）、赫拉特省（Herat）和法雅布省（Faryab）。

喀布尔地区位于阿国中心地带，过去曾有该国最多媒体——133家，但也同样受到政权更迭的严重打击，将近一半的媒体就此消失，如今仅余69家仍在营运。

在某些省份，当局要求以宗教性内容取代音乐或新闻节目，导致部分媒体停止播放。而国际或国内资金终止挹注等新出现的财务限制，以及经济危机导致广告收入减少等因素，亦导致部分媒体无法继续经营。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画署的资料，阿富汗已失去700,000个工作职位，且今年落在贫穷线下的阿富汗人比例恐达97%。这些因素加剧了严峻管制与阿富汗新闻自由法未获遵守的影响。

塔利班统治下的新闻自由

塔利班最高领袖艾昆萨达（Mullah Haibatullah Akhundzada）于7月22日发布新的规定，警告道“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诋毁批评政府官员”和“散布不实消息与谣言”为伊斯兰教义所禁止，而“中伤”政府职员者等同于非蓄意通敌、将因此遭到“惩罚”。伊斯兰大公国最高层级官员的这项声明表达了阿富汗打压新闻自由的决心。

此外，众多塔利班机构也颁布了多项规范，意图设立管制新闻自由的规定，新闻工作活动因此受到限制。政府媒体与资讯中心（GMIC）于2021年9月19日发布“11项新闻规定”，大开资讯审查与迫害记者之门。措词模糊的“11规”明定“在播放或刊载内容时，应谨慎处理可能对公众态度造成负面影响或影响士气之事件”，且媒体必须“配合GMIC准备详细报告”。但此处“详细报告”的性质为何并无明确说明。

抑恶扬善部（Ministry for the Promotion of Virtue and Repression of Vice）负责确保公众遵守伊斯兰律法（Sharia）与施行可兰经“扬善惩恶”教义，该部门于11月22日发布规定，要求记者不应采访可能批评政府的评论人，或邀请他们上电视节目。

最后，资讯文化部于3月28日发布一项规定，禁止私营电视频道转播国际广播机构以本地语言提供的新闻节——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前述所有规定都违反了2015年3月颁布的媒体法，然而无国界记者于2月提问时，政府发言人暨资讯文化部副部长穆贾希德（Zabihullah Mujahid）却声称这项新闻法仍然有效。

虐待与任意拘捕

这些法规导致信息审查、媒体自我审查及任意拘捕记者的情况加剧。 2021年8月15日至今，至少已有80名记者遭保安部队拘禁长度不等的时间，特别是情报总局（Istikhbarat），该单位自2022年初开始便参与多数任意拘捕记者的行动（部分行动甚至采取暴力）。

据塔利班所言，三名记者目前因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囚禁于阿富汗，只有诗人暨设于赫拉特之Radio Norroz的记者Khalid Qaderi一人已受审，他于2022年5月7日遭军事法庭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另外两人分别为代孔迪省（Daikundi）Radio Aftab的所有人Mirza Hassani（2022年5月22日遭到逮捕），以及驻卡比萨（Kapisa）的阿富汗帕杰瓦克通讯社（Pajhwok news agency）记者Abdul Hanan Mohammadi（2022年6月12日遭到逮捕），两人目前皆收押候审。

2021年8月15日至今，无国界记者另已记录至少30起记者于工作时遭保安部队以暴力直接攻击的事件。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并未就此回应无国界记者的提问。新的记者组织在塔利班支持下设立，这些组织为新阿富汗记者及媒体联盟（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and Media of Afghanistan）之成员，其领导人强调他们在与政府协商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

阿富汗记者委员会（Council of Journalists）会长Hafizullah Barakzai认为经济状况是最为严重的问题，并表示“威胁事件在8月15日之后的前几个月有所增加，但除此之外，暴力案件较近几年已相对减少”。

阿富汗媒体组织（Afghanistan Media Organisation）的负责人Abouzar Sarem Sarepole指出，任意拘捕记者事件的统计数据随机构而异，因为“部分单位并未说明逮捕的原因”并认为“某些记者不是因其新闻活动而遭到逮捕”。

Barakzai与Sarepole预期媒体违规行为确证委员会（Media Offences Verification Commission）不久后便将成立，两人都认为其重新设立可防止任意拘捕、政府介入新闻事务。该机构在2015年新闻法的规定下成立，旨在处理对记者与媒体的申诉。在2015年法令的规定下，只有在委员会决定将申诉案移交法院时，才应由法院进行审理。

Zia Bumia对委员会并未抱持同样的乐观看法，他是前阿富汗记者及媒体联盟的成员，该组织于塔利班夺取政权后即不复存在。他认为委员会无法真正执行其职能，主因是其成员并不包含独立人权委员会的代表，塔利班已将该委员会废止。

一名服务于国家媒体的驻喀布尔记者匿名表示，他承认“对阿富汗的记者而言，2015年新闻法的肯认是一大进步”，但又表示这仍然不足以应对严重恶化的局势。

他另外说道：“半数记者已经离开这个国家，目前仍在经营的媒体多有财务不良问题、可能倒闭，媒体所承受压力与国家信息审查令人窒息，喀布尔以外省份的局势甚至更加恶劣。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部法令，还有向媒体伸出援手的意愿，以及资讯文化部以上层级、政府最高层对新闻自由的尊重。”

在无国界记者201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评估的179国中，阿富汗排名第150。2021年时，由于其活跃的媒体环境及保护记者的法案通过，阿国排名上升至180国中的第122名。而在失去近40%的媒体及一半以上记者后，阿富汗于2022年跌落至第156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