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记者组织：要是中国有新闻自由，新冠病毒也许不会演变成全球大流行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3月13日发表分析报告，里面提到虽然中国在1月20日采取初步措施，但当初要是提早两周实施的话，中国境内的新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应能减少86％。无国界记者组织列出危机初期发生的事件一览，向大众一一说明：要是中国政府当初没进行控制和审查，中国媒体本来可以更早告知大众疫情的严重程度，进而挽救上千人的生命，还有可能避免当前的全球大流行。

10月18日：中国媒体本来可以报导令人震惊的全球性流行病模拟结果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与世界经济论坛、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合作，一同在2019年10月18日对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进行模拟，结果令人震惊。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模拟结果显示18个月内将造成6千5百万人死亡。

如果中国的互联网没有遭到大规模系统性的审查限制而和外界隔离，媒体也没有被迫遵循共产党的指示，一般大众和当局毫无疑问会对这项来自美国的信息感兴趣，因为这和2003年的SARS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 疫情流行相呼应，当年8千人感染SARS，导致超过800人死亡，大多数发生在中国。

12月20日：武汉市当局本来可以通知记者

首位确诊病例出现一个月后，武汉市已有60名患有类SARS不明肺炎的病人，其中几位常去华南海鲜市场。尽管如此，有关当局仍认为相关消息不适合传达给媒体。

要不是有关当局对媒体隐瞒消息，未告知当地当时已有流行病爆发，而且和人潮聚集的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民众也不会等到1月1日市场正式关闭才停止前往。

12月25日：吕小红医生本来可以向新闻界表达担忧

吕小红医生为武汉市第五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她在12月25日开始听说医护人员遭感染的案例，并在1月第一周开始怀疑这种传染病有人传人的现象。

要是中国记者的消息来源不会受到从上级训诫到长期监禁等程度不一的严厉处罚，吕小红医生本应能尽其职责向媒体发出警报，迫使当局采取行动；但这件事拖到三周后才发生。

12月30日：媒体本来会注意到吹哨者发出的早期警告

艾芬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她和几位医生警告大家有“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其中八人（包括后来染病去世的李文亮医生）后来在1月3日因散布“虚假谣言”而遭武汉警方逮捕。

要是新闻媒体和社群媒体能在12月30日前自由转传吹哨人发出的消息，大众就会意识到有这个危险，并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以抑制病毒传播。

12月31日：社交媒体本来能在中国传达官方警告

中国于12月31日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出警报，但一边又大量审查微信讨论平台上跟疫情相关的关键字。

如果没有审查机制，记者就可以在拥有十亿活跃用户的微信上发布他们的报导，提供预防性建议，让大家更能遵守卫生机构建议的规范。

1月5日：科学媒体本来可以更早发布冠状病毒基因排序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贞教授的团队在1月5日成功为病毒基因排序，但有关当局似乎不愿公开。1月11日中国出现首例死亡病例，研究人员当天在开源平台上流出消息，结果当局以关闭实验室作为惩处。

要是中国当局资讯透明，他们就会立刻通知报导科学新闻的媒体，提供新型冠状病毒基因排序的相关信息，为国际社会节省研发疫苗的宝贵时间。

1月13日：国际社会本来能预知全球大流行的风险

泰国出现中国境外首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病患为来自武汉的游客。

要是国际媒体能在1月13日前取得中国当局掌握的全部疫情规模相关信息，国际社会就能对这场危机进行评估，更有心理准备，降低疫情在中国境外扩散的风险，也许还能避免疫情演变成全球大流行。

无国界记者组织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77名。